西行遇“张主席”，再生枝节。
张国焘内心的焦躁情绪，其根源显而易见——形势正日益昭示着他的挫败与失利。
张国焘执着追求。红二方面军在最后一丝幻想消散之际，他再度提出了召开两军干部联席会议的诉求。
傅钟回忆：
……张国焘指示周纯全同志联络任弼时同志，提议召开一个干部会议，旨在首先统一双方的意见。弼时同志心知肚明，张国焘企图通过此会，争取部分同志的同情与支持，以便与党中央持续对抗。
弼时同志郑重地向周纯全同志表达了他的观点：“切勿召开此会！党内分歧若在干部间公之于众，将导致上层之间的对立，使得工作愈发棘手，损害我们的团结。”然而，张国焘未能听取这一劝诫，他坚持要召开两军干部会议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弼时同志保持了冷静与镇定，语气坚定且严肃地说：“我坚决反对召开此次会议！若你执意为之，我敢断言，我们定能在会上争取到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的支持。但若二、四方面军的干部对您态度变得尖锐，我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弼时同志的话语，如同千钧重锤，掷地有声。张国焘害怕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，于是放弃了召开此次会议的念头。
自两军胜利会师至今，历经两个多月的细致严谨的调查研究以及深入的思想工作，任弼时已信心满满，敢于如此对张国焘言辞：众望所归，众望所盼——团结之心，会师之愿！深受痛苦与反思之苦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们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，开始觉悟！而“北出陕甘”，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！
张国焘依旧未能放下执念，紧接着，他又衍生出了新的变故。
8月10日，红二、四方面军成功穿越草地后的翌日，中共中央于陕北保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与会者包括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、王稼祥、凯丰，以及林伯渠、李维汉、张浩、林彪、杨尚昆、吴亮平、陆定一、周兴、李克农、李德、潘汉年等。会议集中讨论了国内外形势，并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，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列为党的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中的首要任务。鉴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，会议正式确立了“逼蒋抗日”的政策，将蒋介石政府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。同时，会议还决定继续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谈判，积极推动群众抗日运动，促使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道路，从而改变“抗日和反蒋”并列的策略。
在这段时期，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：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领导人张学良、杨虎城的关系愈发紧密；在“两广事变”之后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亦派遣代表前往陕甘宁苏区，积极寻求与中共携手共筑抗日联盟；四川的刘湘等地方军政要员亦逐渐倾向支持抗日、反对蒋介石；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方领袖如宋哲元、傅作义等，亦纷纷与中共中央展开关于抗日的对话……
红军与东北军携手合作，打通与苏联的陆上通道，并建立西北国防政府。红四方面军需在9月底前，尽可能占领岷县或周边地区作为临时基地，以部分兵力攻击陇西和临夏，实施渡河佯攻，以吸引毛炳文、马步芳部东进支援，进而协助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，并逐步控制河西走廊的凉州（今武威）、甘州（今张掖）、肃州（今酒泉）等地……
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甘北集结兵力，挺进宁夏，旨在向内蒙古拓展，以期实现与国际社会的“连通”。
“此事并无大碍，红四方面军完全有能力夺取甘肃西部！”
8月25日，中共中央将修订意见报告给了共产国际。在此次报告中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提出了战役的具体部署：首先，红一方面军应先攻取宁夏，待获得武器援助后，再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，继续向西推进——夺取甘西的计划预计在“明年春暖时节”。由于这一修订意见与张国焘长期以来的西进愿望相契合，因此也赢得了他的支持。
此刻，红二方面军已逐步汇集于哈达铺一线，贺龙、肖克、关向应等将领均强烈要求任弼时“务必在哈达铺将二方面军集结完毕”。8月30日，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朱德、张国焘、任弼时，就“冬季前三个方面军行动方针”做出指示：“一方面军主力应夺取海原、靖远、固原及其以南地区，并分兵守护定边、盐池、予旺、环县苏区，同时捍卫陕北苏区，以及关中地区（泾水、环水、洛水之间）”；“四方面军需占领临潭、岷县、漳县、渭源、武山、通渭地区，力求占领岷、武、通三城，若岷州无法攻克，则派少量部队进行监视”；“二方面军应迅速开赴陕甘交界地带，首要任务是突破王均防线，进而占领凤县、宝鸡、两当、徽县、成县、安康等地，随后与王均部展开对抗”。
不久，任弼时便在9月初重返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。
以红六军为左翼纵队，红二军主力与红三十二军组成中翼纵队，于11日全面出动，至18日分别夺取两当、凤县、徽县；以红二军第六师为右翼纵队，于12日集结于西固，与中翼纵队协同，在攻取成县之后，北进夺取康县、略阳，确保战役任务在9月底前完成。同时，预定徽县作为全方面军的临时后方区域。
继此之后，红二方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疾速东进，跨越千里，仅用十日便依次夺占成县、徽县、两当、康县四座城池，以及陕西的略阳、凤县部分地区，圆满完成了战役的既定目标。紧接着，在该区域展开工作，着手建立临时的革命根据地……
在这期间，张国焘再次节外生枝，几乎将“北出陕甘”的路线彻底扭转。
——“任胡子”一走，张主席失去了那位劲敌，顿时尾巴高翘，得意洋洋。
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在九、十两个月继续驻守海原、固原地区，预计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从同心城预旺之线发起攻势，攻取灵武、金积地区，为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做好准备，同时，一方面军的其余部队将负责保卫陕甘北苏区；“四方面军应立即以主力占领隆德、静宁、会宁、通渭地区，掌控西兰大道，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的部队保持紧密配合，阻止胡宗南西进，并伺机进行打击。十月底或十一月初，四方面军应向靖远、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一线推进，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；二方面军则在陕甘边积极展开行动，牵制胡宗南于咸阳、平凉一线以南地区，与四方面军相互支援，并与陕南游击区保持联络。
也就是说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原本规划的会师时间，需大幅提前；原本计划各自攻打宁夏和青海的“分攻宁、青”战略，已调整为“合取宁夏”；红四方面军参与宁夏战役的渡河地点，亦将调整为“靖远、中卫南部以及宁安堡一线”……
一方面军主力从海源、固原地区向静宁、会宁以北地区转移，与四方面军在静宁至会宁段采取袭击战术，从侧翼打击胡宗南部，同时阻止其停滞于静宁以东；红四方面军则适时出动八团以上兵力，对静宁至会宁间的胡宗南部进行打击，并伺机与一方面军取得联系。
他素来不愿与党中央汇合，且一心想要在偏远地区独立开辟局面……
张国焘，将变脸！
1936年9月16日至18日，中共西北局于岷州召开会议，旨在研讨中央的部署。与会者包括张国焘、朱德、陈昌浩、傅钟、曾传六、李卓然、何畏、肖克、刘少文等领导同志（徐向前、周纯全等因在漳县前线指挥作战，未能参加）。傅钟同志对会议的情景有着一段深刻的回忆。
张国焘主持了会议。与前几天研究甘南根据地建设时的热情洋溢、言辞滔滔相比，他的情绪似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。在发言中，他虽对中央来电的部署表示了赞同，却又不免提及陕北地区的贫瘠与人口稀少，认为这难以满足大部队的生活需求，从而流露出对于与一方面军会合的迟
疑态度。
……
在探讨部队的战略方针问题上，广大同志普遍赞同中央九月十四日的电报指示，即部署开展静、会战役。
然而，步入具体方案制订阶段，张国焘的信心顿时倍增，底气十足。
不料，在拟定静会战役的具体方案时，张国焘旧态复萌，与中央的关系再次出现分裂。他坚决反对北上的计划，主张西进，跨越黄河，前往青海和新疆，此举彻底颠覆了西北局刚刚做出的决议。陈昌浩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意见，支持北上的策略。双方争论激烈。张国焘甚至断言静会北上是“断送红军”的行为；朱总司令则耐心劝导张国焘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不应个人否决集体决议。我也向张国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即主张北上，并详细阐述了北进方针的诸多优势。张国焘由此陷入孤立，情绪低落至极……
陈昌浩亦存相似回忆文。
岷州会议聚焦于西进与北上的策略分歧。张国焘的态度坚定，不愿妥协。会议持续多日，他力主向青海的西宁进军，深恐一旦合流，自身地位将不保。我们则坚决抵制西进计划，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方针，全力推进静会战役计划的实施。9月18日，西北局以朱德、张国焘、陈昌浩的名义，向前线指挥官徐向前、周纯全发出《静会战役纲领》的指令。
潘开文，时任红军总部警卫班长，回忆道：
至第三日（注：即1936年9月18日），张国焘突然宣布辞去职务，携其警卫员及骑兵队迁往岷江对岸的供给部。朱德愤然表示：“他不干了，我来干！”随即召集作战参谋展开地图，着手制定部队的行动计划。当日黄昏时分，张国焘派人传令继续会议，朱德、陈昌浩及西北局成员随即赶至张国焘的住处参加讨论。与会的大多数人赞同朱德的主张，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妥协，称：“党内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，少数应服从多数。既然各位均主张北上，那我就放弃个人意见！”
朱德指出，张国焘亦于会议所通过的决议——《静会战役纲领》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。
然而，这位“张主席”的习性，便是签字后便不认账。
20日夜晚，张国焘孤身一人骑马疾驰，奔赴漳县前线。
陈昌浩回忆了当晚情形。
……张国焘最终以总政委的职务决断西进，做出决定后便着手调动部队。那时，我与朱总司令、刘伯承已进行过深入交流，我们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实现会师，会议的决定绝不能在途中被违背。向前当时不在场，或许他已先抵达漳县。我认为张国焘的决策存在失误，我有权予以否决，即以四方面军指挥部的名义发布命令，要求左翼部队暂停西进，做好待命准备；同样，右翼部队也须停止撤退。
首先，任何决定都需符合中央的指示，你的决定显然有误；其次，我认为我们必须前往会合，因为会合后或许会有转机，分裂对革命事业并无益处。作为党员，我们应勇于承认错误，并接受中央的处理，哭泣无助于解决问题。谈话结束后，张国焘离去。我以为他可能回去休息，于是准备次日再去漳县向向前汇报情况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当天晚上他竟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漳县。得知此事后，我立刻骑马追去。
“甲、张今日已北进，我明日将率总部行动。乙、请每晚通知敌情一次，并确保联络畅通。丙、已亲自翻译密电，疑虑已消，现正迅速前往会宁道，以便消灭胡敌。丁、请大力动员支持这一会合。”然而，他并未料到，仅仅过了一夜，张国焘便改变了立场，不仅成功地将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的原则之争转化为朋友间的“权位之争”，更企图剥夺他这个“红军总司令”向中央发送电报的权力！
幸得红军总部尚存数位党性坚定的领导人，幸通讯部门亦保留着忠诚的负责人，更幸朱总司令在逆境中始终忍辱负重，以宽广的胸怀顾全大局，其感人事迹深深触动了众多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。朱总司令终于冲破封锁，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重大变故——尤为重要的是，他传达了西北局以及红四方面军内部对中央部署的坚定支持，以及对张国焘“变脸”行为的坚决反对。
英、洛、毛、周、彭、贺、任、刘（指人代号）：
（甲）西北局通过的静、会战役计划正稳步推进中，然而近期却出现部分同志持有不同看法，意欲对原案进行根本性的否定。
（乙）目前，西北局同仁正在漳县继续展开讨论，讨论结果将随后予以通报。
（丙）我坚定地维护这一原案，若该案被撤销，我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朱德
朱总司令火速前往漳县，抵达后即刻组织前线高级将领会议，并在会上多次发表意见，坚定支持岷州会议关于北进的决策，强调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对全局的积极影响。他质询张国焘：若迅速北上，无需与敌军正面交锋即可实现会师，“为何不能会师？”
他还说：
岷州会议所做决策，系西北局成员经过集体深入讨论所达成。作为西北局书记，本人已签署并同意北上方案。然而，未经西北局再次审议，计划便迅速作出调整，此行为实属不允许。即便身为党的书记，亦应遵循决议行事，此乃关乎组织原则的重大问题，亟需查明。若实施西进计划，必将承受重大损失。
然而，张国焘巧妙地误导了与会的大多数人，其关于西渡黄河的建议最终得以通过。
而且，张国焘此次决心已定！即便朱德总司令多次突破封锁线，连续发电劝阻，抵达漳县亲自劝阻亦未能奏效；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、刘伯承纷纷来电劝阻，中央亦多次发电阐述利害关系，均未能改变其心意。张国焘表现得如同“九头牛也难以将其拉回”，甚至声称这是基于“完全赞同国际指示”的立场！他似乎认定此次出走已是既定事实，如同年初在草地的分裂前一般，情绪高昂，言辞激烈，屡次强调若依中央意图行事，便将“断送红军”的严重后果。
——没了“任胡子”这个克星在旁，张国焘似乎是要大张旗鼓地有所举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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